但或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伦三岛”的概念。当年囫囵吞枣地得到这个说法后，总以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是三个分隔的岛屿，实际上，从地理角度看，大不列颠岛是一块完整的版图，这“三岛”只是政治划分的产物。

罗马帝国称雄时，大不列颠岛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是它所属的一个行省，也叫不列颠尼亚(Britannia)，不列颠尼亚以北地区被称为加勒多尼亚(Caledonia)，也就是今天的苏格兰，相对独立，不在罗马帝国控制范围内。

随着罗马帝国沦亡，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从表面上看，两个王国浸染在征服与反征服的冲突、仇杀和战争之中。而实际上，因对立而产生的隔绝却在匪夷所思之中慢慢地发生变化。英格兰和苏格兰因地理和历史等因素，逐渐成了命运共同体，不折不扣地成为大不列颠岛上的“孪生盟邦”。到了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猝逝，没有子嗣继位，于是苏格兰女王的儿子詹姆士六世成为了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

而此后一个世纪内，双方又经历了推翻国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联合掌权实施的宪政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百年的血雨腥风之后，1707年5月1日，苏格兰终于与宿敌英格兰媾和，签订了《联合法案》，成立大不列颠王国(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即便如此，苏格兰保持了“国中之国”的地位，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它的法律制度(不像英国法律，苏格兰法律一直以来都与欧洲、罗马法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教育制度、宗教体系与英国其他地区都不同。有社会学者评价说，苏格兰在1707年后成了“英国文化的殖民地，其经济是英国核心资本主义的外围”。而实际上，苏格兰的很多传统在动荡的历史中始终没有泯灭，反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苏格兰的精英从未抛弃自己的根，外来文化反而让其茁壮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格兰的独立性也愈加凸显，自主权逐渐扩大。到了1998年，根据苏格兰法案(Scotland Act 1998)规定，恢复了已经消失307年的苏格兰议会。欧盟成立后，苏格兰在欧洲议会中还享有6个代表席位。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上台后，自主权的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提出脱离英国的动议，决定2014年9月18日为此举行苏格兰全民公决。

2014年7月18日，在英国驻华使馆苏格兰事务办公室举办的苏格兰校友聚餐会上，爱丁堡大学中国区代表Nini Yang，向主持聚会的苏格兰事务办公室负责人John Sommers提出：“您对苏格兰全民公决怎么看?”John出生在爱丁堡，是苏格兰人。他的嘴角微微掠过诡异的一笑，成竹在胸地回答说：“即将实施的全民公决本身意义重大，这说明在爱丁堡和伦敦(苏格兰议会和英国议会)之间，苏格兰问题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讨论，我对此表示欣慰。”外交家的辞令没有避讳问题，又巧妙地避开了问题的敏感性，引得台下的苏格兰大学校友啧啧称赞，并报以热烈掌声。我理解其中的潜台词是：不管公决的结果如何(苏格兰是否独立)，苏格兰的特色和独立性都应该得到尊重。

而从另一方面看，英国也好，苏格兰也好，无论是分是合，人们在这片彼此相连的土地上，相互独立，相互依存，共建英伦文化，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引领世界长达二百年之久，至今还影响着人类。

虽然身在英国，找不到英国，但“英国”又是无处不在的。

她率先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石，使王权让位于民权，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民主制度;以“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维系了不列颠的秩序;以“日不落”的大国气度，连接了遍布世界的“英联邦国家”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在文明层面，“英国”几乎是理性主义原则的代名词，难怪很多中外学者以此归结为英国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宪法或不成文的宪法传统是政治统治权威和法律合法性的来源，人遵守宪法和法律，服从政治，是依靠超越特定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理性精神。在西方各国，政治理性化最早出现在英国，它是一个随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导致的政治现代化潮流。理性化的表现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如选举和立法程序)和人们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原则相背离，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尊重并遵守共同规范，这可称为规范认同。”

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沧海桑田。

这就是我和苏格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