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笔者在国外做记者，上过一个外语学校。班内有几位海峡两岸来的中国女同学，喜欢大声聊天。老师叹息：“中国的女性，太强了”。

　　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似乎是相当一部分国人的习惯。这一习惯在国内实际上已引出相当的不满，在国外许多地方，更是让人侧目以视。

　　国人喧哗成性，似与某种对“热闹”的高度热爱有关。高兴就要热闹，热闹必然高兴。过年放鞭炮，北京曾禁过几年，今年顺应民情不得已放开了，鞭炮便放得惊天动地。民习民俗之力量，由此可见。看戏叫好，喝酒猜拳，打麻将“碰碰和”，下棋围观支招斗嘴，似乎也是中国特有的“热闹”文化现象。近年，“热闹”文化又有新发展，过去办丧事有“嚎丧”、做法事之类的声响，现在有地方居然出现搞脱衣舞表演的现象，真正成了匪夷所思的“红白喜事”。旧中国，国力衰微，在鲁迅的笔下，对“热闹”的热爱，主要表现在“看”上，在菜市口看六君子砍头，围观日本人砍中国人的头，在烈士就义地搞点“人血馒头”。现在，中国富了一点，强了一点，“热闹”文化便成了行为艺术，在餐馆、公共汽车等处就不必说了，在医院、图书馆等更需要安静的地方，也时常热热闹闹。旅游盛行之后，“热闹”习俗还“喧哗”到了国外，多少产生了一些国际“喧哗”。

　　“热闹”文化反映了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人性需求，从而成为习俗。习俗的力量是强韧的，很难用简单的行政方式禁止。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习俗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具有新的文明特征。对“热闹”文化，现在似也出现了一定的规范需要。

　　从医学角度看，噪音对人类健康有相当的伤害。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喧闹的环境中，他的心脏、听力都会受影响。如果再加上若干污言秽语，更容易产生心理焦虑等。

　　从社会角度看，因“喧哗”而产生的纠纷不少，在居民区、在公共场所，这类的纠纷时可见到，有碍社会和谐。

　　从伦理角度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道德的基点，几乎所有的文化和宗教中均有类似叙述。任何人在特定时空均会产生对噪声的反感，喧哗之习往往无视了他人的这种感受，因而具有不道德性。在国外，一些地方的人们对安静的要求更高一些，我们应入乡随俗，尊重访问国的习俗。

　　对今日中国而言，亟需一种潜心而认真的文化习俗，“热闹”文化似较为表层，痛快一下完事，缺少内在力量；“热闹”文化还可能发展为劣质的“起哄”文化，起些破坏作用。

　　对“热闹”文化，一要疏导，二要规范。把春节搞得更热闹一点，像国外狂欢节一样更具参与性，让人的“热闹”天性有所宣泻，是为疏导。对损害他人权利的“喧哗”要有道德、制度和舆论上的压力和制约，最后使之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是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