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面对世界呐喊的英国孩子，给我一些勇气;而在中国，不仅有些话只能私下说，眼泪只能私下流，而且孩子的呐喊也是禁止的，你见过中国孩子在公众场合发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吗?长这么大，我没有见过。我找不到形容词来表达，前两天Pelliot用过一个“鹦鹉学舌”，来说成人世界的事情，用来比喻孩子这边，有些不妥。或者，你见过成人们的呐喊吗?中国人动不动举国愤怒高烧，但好像已经很久不会呐喊了。

我们常说，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失去呐喊能力的孩子，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未来?

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失去呐喊的能力，这不能不从孩子的生活环境谈起。

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学术概念，这种东西被简化的主义所替代后，在这个 “世界”里，只剩下用号召引导人们向某个宏大动人的目标奋进;反映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世界”，就仅剩下被动或强制接受，心灵的懒惰与平庸几乎是社会的总体写照。很多人问过我说，为什么你要说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我的理由就是这个。

没有民间社会，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儿童生存背景。

真正的民间社会，生活是主动的，鲜活的，自治的，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我们显然没有这个前提。中国民间社会，是特色主义的一个零件，随时可以拆卸、拿走，组装、拼凑。民间社会就像一个汽车的底盘，没有底盘的汽车，谁能想象是一辆什么车。

由于缺乏“社会”这个层面，成人世界才变得只有上面号召，下面才会行动，之前任何轻举妄动，可能充满危险;长此以往，人们失掉了分辨力，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民间社会为什么喜欢动怒?主要是素日没有宣泄的渠道，一有机会，尤其对毫无现实危险的对外的愤怒，那可真是全民皆兵、皆烈士。成人如此低能，成人之怀中孩子会是怎样——在父母温和暧昧的天空下，整日飘零着成人世界熟人社会的那套潜规则，孩子的思考能力如何培养?

你看我们的现实环境，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制，所以一切都在“等靠要”，天大地大不如组//织恩//情大的观念，自然有了生存的土壤。

第二个背景是，教育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学会思考，仅教会孩子认识了“思考”这个词。

其实，孩子从小就是思考的天才，他们天然会应对各种问题，并在摔跤中学会思考和呐喊。但成人世界司空见惯的现象是——遇到问题时，例如遇到对老师的意见或困惑，首先在家长这一关，就必被拦截了下来——千万别说呀，千万得罪老师;得罪了老师，孩子在学校怎么混?

实际上，不让反思、不让说实话、不会思考，是从小学就开始了。这样，彼此好话，缺乏真爱心、不乏虚假爱心的世界，在周而复始的轮回里维系着、泛滥着。成人之后，必然形成你好我好大家都美好的民俗氛围，洗、、脑教育的悲剧也在这里。

倒不是说所有老师都怕孩子提意见，而是说整个社会，没有为孩子说实话提供一个保护的环境。好老师，哪都有，好的制度，可以使好老师成群;坏的制度只能使好老师变成害怕孩子说真话的老师，同时，使温顺如羊的孩子，变成虎豹狼群。

后一种情况，在不远的文革中变成过现实;被施暴过的老师在那个时刻，可能有种特别的体验，为什么平时见着老师像绵羊的孩子，这个时候变成了狼群呢?为什么呢?这个轮回里，中国成人收获了什么思考?成群被施暴的老师，可曾有过特别的浩劫之后的教训留待人间明示呢?

第三，从社会学的文化角度看。所谓孩子面对的世界，有一个观点是，“‘生活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和交往的世界。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历史地凝结成的、自发地左右人的各种活动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就是文化。”(衣俊卿)历史哲学目前也提倡，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李泽厚就曾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

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显然还不是“历史的本体”，在现实中的境遇，或者成人对孩子的帮助，可能更像Pelliot说的那个红衣主教关于石头入水的比喻——“外面看起来湿了，里面还是干的。”也许比这种感受，更糟糕。

我们拿流遍几代人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看——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地歌唱。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