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时，我们下榻在后湾一家公寓楼里。一晚，我随潘小松先生到灯塔山和联邦大道去散步。他是一个对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十分敏感的人。和他一起散步，真是一种文化的享受。 　　一进入灯塔山，迎面是一幢幢建在平缓山坡上的房子，铁柱圆罩路灯，幽幽的，将灯光洒在红砖的人行道上。我们仿佛来到英格兰或一座爱丁堡小镇。 　　每家的窗户在夜色中敞开它们的心胸，具有一种新英格兰独有的氛围。窗棂上，门庭前，草地上，甚至木栅栏上，都种满了鲜花；在夜色中只见点点朦胧的黄色、红色和紫色。草地上百年的大树，粗糙的树皮告诉你它百年的故事。一个个亮着灯光的门廊，精雕细刻，装饰着镜子、铜雕像和盛放雨具的松木家具，多么精致！挂着惠斯勒油画的雪白的墙，装饰着松木的天顶，铜雕框中的、壁炉架上的镜子，和窗外的夜色融成一片，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书卷气。 　　我们在幽暗之中、在卵石镶嵌的小路中盘桓，寻觅奥本山街131号，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曾经居住并创作他的著名小说《黛西·米勒》的地方。潘小松终于在一棵大树前找到了。我们静静地伫立在街心，望着笼罩在阴影中的楼宇，一动也不动。我们站在那儿，几乎成了一种朝圣。 　　亨利·詹姆斯12岁离开美国前往欧洲，16岁从欧洲回国，27岁又前往欧洲，老年时从欧洲归国，但终又不能适应故国的生活再度前往欧洲，最终老死于异国。 　　那住宅空无一人，似乎被人遗弃了，到处落满了记忆的尘埃。亨利·詹姆斯在欧洲时，一直坚信他的另一个自我一直居住在纽约第5大道，他度过了童年的住宅中，居住在灯塔山、剑桥镇、弗莱西池塘。度过童年的地方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任何别的地方所不可替代的。他对朋友说，不管他对欧洲多么向往，但心更多地属于美国，而不是属于欧洲，因为他与美国有一种更为自然的关系。是的，他对美国土地——他生于斯和最终葬于斯的土地，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源泉。在欧洲，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始终是一个陌生的人。 　　他的心灵似乎始终被美国和欧洲撕裂成两半，始终处在矛盾与困惑之中。在欧洲，他一直关注着美国，企图理解它。但是，在他和故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他认为，基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习俗、礼仪之上的欧洲文化比美国文化更为深厚，更为丰富，更富有人情味。欧洲的高级文明正是美国生活所缺乏的。他抱憾在美国没有城堡，没有古老的乡村农舍，没有爬满青藤的遗址，没有牛津，没有伊顿公学。 　　亨利·詹姆斯是一个移居国外的人，他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是移居国外的人。他想逃离美国，逃离灯塔山，然而，他从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逃离过，有一种“奇怪的必然的触角”在将他往回拉。这也许是所有像他这样人的一种悲哀和一种伴随终生的困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