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痛苦而漫长的出路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英国国家健康系统如何保证疫苗的安全，重建民众疫苗的信心?即使在医疗体系相对健全（要说明一点，健全≠高效）的英国，这个过程也是相当漫长而痛苦的。

实际上，长期以来，疫苗的致病风险时有被提起，但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整个医疗体系已经能够为疫苗提供足够坚实的制度基础。英国早在1840年就通过了第一个与疫苗有关的法案;二战后的1946年，国家医疗健康系统建立伊始，就规定了公共免疫各个政府主体之间的义务范围。1963年，独立的免疫和疫苗委员会成立(Joint Committee of Vaccination and Immunisation)，为政府制定免疫接种计划和疫苗安全性的评估。

疫苗和接种事宜，由国家医疗健康系统总协调并由国库提供经费支持，英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负责规范制定执行和信息发布，而药品和健康用品规范署(Medical and Healthcare Product Regulatory Agency，MHRA)负责每一种疫苗的审批、上市以及监督。疫苗从医院和大学实验室走出，再到每个儿童体内，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过程，并且有专门的机构和经费保障疫苗的存储与运输——每个环节上的规定，都写在英国免疫接种的“小绿书”上。

而在儿童有可能面临的疫苗风险上，1979年的疫苗赔偿法案，给因为疫苗注射而造成伤残的儿童给予高达12万英镑的赔偿。疫苗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能够被接种人用黄卡(Yellow Card Scheme)记录并提交给医院、汇总在规范署全国的数据库中。即使药品真的出现了损坏和质量问题，还可以直接报告给下属于规范署的缺陷药品中心(Defective Medicine Report Centre)，并由中心直接指挥基层的免疫负责部门来应对。

这一切，都为疫苗系统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基础的保障，在这个关口上容不得一点差错。而在这个基础上，则是更加漫长的公共知识重建。

由于无法执行强制措施，说服教育的社区工作成为了推进免疫的重心。面临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不信任，一些社区机构在医疗研究者指导下，采取了第三方中立信息源，给予父母细节上的指导，帮助他们做出理智的决策(decision aid)。面对疾病的局部爆发，英国医药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为医生提供了行为建议，并且在国家经费支持下，为所有超龄的儿童补打疫苗，尽最大可能防患未然。

最关键的，还是信息的充分传递。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医药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坐在医院或者实验室里埋头研究是不对的，需要走出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以及决策者听见。医生团体不断发起请愿，2006年，皇家儿科学院主席汉密尔顿(Patricia Hamilton)牵头，英国顶级的儿科医生和免疫专家联名上书，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专家、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重建对于MMR疫苗的信任。而在传播端，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承担了沟通科学家和媒体的重任，尽量让媒体获取准确、科学的信息。

人们也开始反思，报道的偏差，对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影响是可怕的，然而责任绝不只在媒体。科学共同体如何走出来，如何将信息清楚、明白、完全地传递给公众？

“普通民众宁愿被动地让自己处于风险中，也不愿主动去冒未知的风险，这是人之常情。”科学媒介中心的一份总结文件中提到。一味地讲“MMR绝对安全”，没有人会相信;而“风险未知”这种话，只会造成更大的恐慌。科学家需要诚实地告诉公众收益与风险，如果不接种会有什么后果，以及免疫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引导每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