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个读红书唱红歌演红戏的俱乐部的兴衰和中国那个最近烂掉的“西红柿”倒有些相似。30年代中期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百业萧条,市面冷清,欧洲大陆崛起的法西斯更使这个孤悬海外的帝国处于阴霾之中。国运如此不济,不列颠的岛民们多半郁郁寡欢,天色未黑就纷纷放下窗帘,偎在火炉边用纸牌算命。然而,每逢周末,在伦敦和其它很多城市里,却有众多男女行色匆匆地离开家门。他们右手披着雨衣或夹着雨伞,左手都拿著书和笔记本,有的驾车,多数搭乘巴士和地铁,来到一些书店、咖啡馆和住家。他们敲开门,主人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在客厅的沙发上围坐成一圈。当他们将带来的书打开,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后,头顶的吊灯便在咖啡的芬芳中温馨地照出了书的封皮:《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为什么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俄国革命简史》……
戈伦茨虽然向往社会主义,但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离他向公众推销的差得很远。在俱乐部的鼎盛时期,他住在伦敦一所有10个仆人的大房子里,还有一所有三个花匠的乡间别墅。他坐的是有专职司机开的卧车,每天中午在伦敦一家有名的餐馆订有包座。随着俱乐部事业的发展,招来的女秘书也越来越多,有好几个成了他的情人。这些开销基本上是由俱乐部的经济收入来保证的。
革命书籍的大量出版,竟然造就了一个大资本家,这大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极端事例。
今天再看,忽然觉得这个读红书唱红歌演红戏的俱乐部的兴衰和中国那个最近烂掉的“西红柿”倒有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