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抱怨晚辈缺乏公德，没有礼貌，恐怕是跨国界、跨年代的老生常谈;为这种现象寻找缘由和整治方案，也是引不少义士费心的事业。

前些年在中国常听到的一个相关词汇是“素质”。年轻人的问题据说出在素质教育欠缺，当时一种解决方案是展开“五讲四美”运动，之后其他的分析和配套措施也时有提出。

英国也差不多。90年代梅杰首相(John Major)倡导“回归基本理念”(Back to Basics)，00年代布莱尔首相(Tony Blair)提出“尊重议程”(Respect Agenda)，也都包含整治日常生活中各种不尊重他人行为的成分。

异化?

就此，有的人力主加强传统美德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教养。

一些批评者则提出，只有克服社会异化才能真正治本：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大家愤愤不平，相互鄙视的社会里，人们自然会有相互间的怨愤。

这样说来，我们每个人遭遇种种不礼貌的待遇在短期之内怕是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两种礼貌

现在我却碰到一种新的理论，说对别人没有礼貌往往和教育水平或社会地位都并无关系，而应归咎空间拥挤。

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利普·史密斯(Prof Philip Smith)是和两个同事认真分析了500个案例之后得出这种结论的。

不同速度，不同方向行走时无意中挡住他人去路或与人碰撞是常见的不礼貌行为。

他们刚刚出版的《Incivility: The Rude Stranger in Everyday Life》在翻译上给我出了个难题。

书名讲的是“日常生活中无礼的陌生人”，其中的rude和中文说粗暴无礼大体对应。不过开头那个incivility尽管字典里的解释也说是无礼，但其实特指缺乏公民意识的无礼行为，主要表现在公众场合，针对陌生人。

中文怎样简明做这种区分?也许这后者就可以说是缺乏公德?

研讨范围

史密斯和同事的研究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展开，研讨的行为范围广泛，包括排队加塞儿，强占别人的停车位，电影院里演电影时接听电话，或者挡住别人的视线，等等。

这些大都可以视作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却能破坏生活品质，让你一天下来都觉得心烦意乱。

研究者对经受人和肇事者的感受和交流，对事情发生的地点，以及非礼、欺辱行为造成的心理影响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都作了详细记述，在书的末尾还列出了也许能够帮助缓解这类行为所造成伤害的一些对策。

出乎意料

史密斯前些天在接受BBC广播节目《准许思考》(Thinking Allowed)采访时说，这次研究最出乎他意料的事情是，很多的这种无礼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某个偏僻角落，肇事者也往往不是故意对人物无礼的所谓“问题青年”。

他说好些最扰人的事就发生人们日常去的场所，譬如在超市、停车场或者火车站里，行为包括推挤、碰撞、骂人之类，而且很多这些无礼行为都是完全无意的。

学者们发现，在超市里购物时阻挡别人的视线也是一种烦人的不礼貌行为。

这些通常都发生在闹市区，最主要的包括挡路、碰撞人、还有侵占他人的视线，譬如在超市里挡住其他顾客，让人家看不见冰激凌橱柜里的东西。

相比之下，喧哗吵闹或者故意骂人的事情在他们问到的人中都较少提及。

并非本性

史密斯说，人们往往以为不礼貌与人的性格有关，觉得有的人本性就是粗暴无礼，不管到哪里都喜欢糟践别人。

但是他们的研究却显示，无礼行为好像主要都是环境导发的，通常都是心理平衡，教育良好的人相互挤撞或一方阻挡另一方行走路线或视线造成的，发生地点通常是那些不同人以不同速度向不同方向行走的拥挤地带。

有人拖着行李，有人急着赶车的火车站是最好的典型。

既来之，则安之

史密斯说，他们的调查发现，这类行为的肇事人有三分之二是男性，其中不小比例都是中年男人，大多也都是很正经的人。

而且和他们发生遭遇，受到非礼的人很多时候都与他们年龄、身份和社会地位差不多。

史密斯的结论是，政客们在这类事情上大做文章，谈论社会弊病和自己的解决方案，大都只是政治运作，造声势，拉选票。他们提出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好像只有他们才能去解决，但这些恐怕到头来都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他说，调查过程中问到的经历非礼的人大多数都想得比较开：70%都认为对他们不礼貌的人其实也是无意的，他们觉得自己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平息心情，不往心里去，既来之，则安之，接受现代城市生活就是没法回避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