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下的“世界读书日”。挑选这个日期向全世界各语种书籍和作者表达敬意，同时倡导人们读书，是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是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拉美历史学家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作家何塞·普拉的忌日，又是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德吕翁、哥伦比亚作家曼努埃尔·梅希亚·巴列霍以及莎士比亚的生辰。在世界文学领域，这个日子好似一个公约数，将全球广阔的地域与书籍联系在一起。

不过，有趣的是，尽管4月23日与英语文学有深刻渊源，以爱读书著称的英国人却并不在这一天庆祝读书节。理由是4月23日不仅与学校的复活节假期相冲突，也与英格兰地区的国庆日圣乔治节相重合。纪念宗教和民族节日是重大文化活动，不能马虎;读书也是大事，不能耽误。所以，务实认真的英国人另择了一个“世界读书日”，就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日期不同，英国人在宣扬读书、鼓励读书上下的功夫一点不少。他们认为，设立读书日的要旨，首先在于让孩子体验读书的乐趣，帮助他们培养终身的阅读爱好。今年，英国数以千计的学校组织了读书节庆。活动形式从轻松快乐的“寻找威利”快闪行动(《寻找威利》是英美出版的一套著名童书)、模仿书中人物着装比赛到较为严肃的作家讲座、图书展览，可谓各出奇招。其高潮则是无偿发放一英镑面额的图书兑换券。据报道，今年全英共发出价值达1400万英镑的图书兑换券。

英国人对书籍的热忱，有出版数据为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每个国家每年出版图书种类进行的最新统计，2008年，美国出版图书27.5万种;2005年，英国出版图书20.6万种;2007年，中国出版图书13.6万种。横向比较三甲，若把人口算进去，英国人均图书占有量当仁不让名列前茅。单看英国国内，在年销售位居前十位的出版社中，赫然在列的是以严肃性和学术权威性闻名的一些古老商号：兰登书屋、企鹅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英国人生活节俭，在图书消费上却出手不凡，这使人不禁想起哲学家罗素在《我为何而生》一文中的告白：“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罗素此语将求知，一种在多数人心中根植于理性判断或实用需求的行为，视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冲动，与爱情、同情比肩而列，可谓解释了读书何以成为一个民族日常生活方式的原因。

爱书之情与爱人之情相同，也有真实故事为证。许多爱书人津津乐道的《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记载的就是这样一段书坛佳话。主角两人，一位是美国普通读者，另一位则是敬业得令人肃然起敬的普通英国书商。女作家海伦·汉芙收入有限然读书口味专业而挑剔，二战后纽约书肆尚显荒芜，她遍寻不着意中的文学著作版本。万般无奈之下，她循着一则“出售古旧书籍”的广告，写信向登载广告的业主、坐落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书店求助。令她意外的是，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小店经理弗兰克不仅就书籍的版本、品相、价格一丝不苟回了信，还迅速寄来了理想的读物。从此，围绕觅书、读书、邮书，两人通信二十余载;读者与书店经营者素未谋面，却因为对好书不谋而合的眼光结下深厚友情。1970年，两位挚友之间的书信结集出版，旋即引得天下无数读书人为之唏嘘，与其共鸣。

读过《查令十字街84号》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不无感伤。海伦在信中数次谈到打算前去拜会那位陌生的至交，但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未能成行。1971年，当海伦终于踏上查令十字街的时候，书店成员已先后谢世，书店也早已歇业关门。只不过，在淡淡的哀伤之中，读者也会为主人公感到欣慰：斯人已逝，书香长存。弗兰克作为书友的忠诚，尽然熔铸在他提供的那些珍贵书本当中。书成为友谊的使者和化身，也就实现了自身最好的命运。

是的，书和人一样是有命运的。英国小说家康拉德说：“书有自己的命运。它们有，而且和人的命运极其相似。……在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中，书离我们最近，因为它们包含了我们的真实思想，我们的志向、愤怒、幻想，我们对真理的忠诚以及我们总是易于犯错误的倾向。最重要的是，它们和我们一样难以牢靠地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段话，不仅可以用来解说《查令十字街84号》故事的意义，也适宜用来为一部名著——《堂吉诃德》——的传奇遭遇做注脚。

《堂吉诃德》如今是尽人皆知的世界经典。可是，在其诞生之初，在它的祖国西班牙，它仅仅被看作是廉价的消遣和逗趣的通俗读物，主角堂吉诃德也不过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而已。当时的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这样评论塞万提斯：“他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就这样，“不学无术”这句轻蔑的判词，在西班牙本土伴随《堂吉诃德》和它的作者塞万提斯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作品在本土不被高看，当它旅行到英国，评价却发生了奇妙的转机。英国是第一个完整翻译《堂吉诃德》的国家，也正是在17世纪的英国，这本书得到了最热切的阅读和最早的肯定。随后数百年，它的价值不断被英国文学家发掘发现。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指出，堂吉诃德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诗人蒲伯盛赞堂吉诃德身上有理性讲道德的特质;散文家海兹利特和兰姆则注意到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不仅如此，英国小说家用模仿和学习向塞万提斯致敬。例如，在菲尔丁的代表作《约瑟夫·安德鲁斯》和狄更斯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窥察到不列颠血统的堂吉诃德先生的影子。

不让好书蒙冤积尘，还书籍以公正待遇——上述两例，足可证明英伦读书传统之可贵。当然，近些年，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和网络文化的普及，人们的读书习惯似乎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专家在《伦敦书评》上撰文，过度依赖搜索引擎和网络文本提供的超级链接是当下网民的阅读通病;神经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电子工具在帮助人们快速查找到目标信息的同时，暗中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也使他们越来越缺乏耐心读完长篇幅有难度的文章，因而最终可能损害人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这一警告，无疑对所有跟随潮流将阅读重心从书本移至网络的人有益处。

回到书本，慢读，为什么重要?因为归根结底，书本是人生经验的补充和深化。对此，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一书中作出了精辟解释：“生活说，她这么做了;书本说，她这么做是因为什么。书本是解开事物奥秘的地方，生活从来不解释。”读书，不仅是英伦文化的一贯风尚，其实也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那么，我们何不现在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