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国境，是这个时代最为危险的个人行动。”在牛津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单读作者晓宇这样说。多少人怀揣着一份对远方的念想离开故土，却在异乡发觉自己终究只是此地的陌生人。无法向前走，却又回不到过去，只能被迫夹在扭曲的中间状态。在叛逆与憧憬、融入与回归之间，要何去何从？

出国后的爱国者

晓宇

“我想念祖国。我曾经抱着对国外的憧憬，不顾一切地出来，现在觉得也没什么特别。这里有什么好呢？这里有什么是国内没有的？北京上海比这里也不差。阶级，犯罪，社会不平等，哪里不是一样的。我在国内混不出头，这里也不可能。他们吃着老本过活，全然没有改变的热情。他们也接受不了任何的改变，就平平稳稳地过日子吧。平平稳稳，我不是为了平平稳稳出来的。这里哪有国内热闹呢。我想念祖国。我想念祖国的一切。”

一个爱国者在伦敦的自白。

他曾经不满国内，恨不得一分一秒，都是精神的煎熬。如今在国外的数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位忠诚的爱国者。远离了意识形态的宣传，远离了市井的喧嚣吵闹，却恰恰在此刻萌发了爱国的种子。

这颗种子的发芽生长，成了一株树影，重新分割了他的视野。从里面往出去，内外世界的边境模糊不清，甚至他的故土，反而折射出金色的光芒。

如他所说，他想念祖国。

跨越国境，是这个时代最为危险的个人行动。

跨越，不是以满足好奇和打发时间的短暂旅游，也不是简单地为了生存的逃亡，它是对另一块土地上的文化政治认同超过了出生之地。因此，跨越是这个时代里极度叛逆的行为，要和民族国家为基体的国际秩序为敌。

从跨过国境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拥有本国完整的信任。本国人视他如叛离教宗的自我流放。他成了敌对势力和不端思想的潜在受害者。他的言行从这时候开始，都可以被归作是异族的外在影响。

如果有朝一日要归来，他要费尽全力证明内在的根。可无论是“归国”还是“引进”，他者的身份如同烙印一般，宣告反叛时代的过去。

如果他认定了异域的身份，决心要过上新式的生活。他要担着在这辈子成为二等公民的风险。他要纠正口音，悬挂国旗，举办符合风俗的活动和仪式。

新的皈依者，拥抱信仰的姿势更加夸张和狂热：他要在神灵面前跪下，他要一套制服，他捧着一本宪法。不念成本地重塑自我的信仰，不能亏待自己跨越国境的高危行为。

一个怀疑的时刻到来了。

正如友人说起在东非的移民生活：中国人讨论车房孩子，白人讨论谁睡过睡。文化的优越感消失了，大家一般地无趣，一般地不去审视自己的存在问题。

他开始了第二轮的反叛。这次的反叛是他对所在地的制度。他不承认优越，他否认了高贵。

当地人把这种批评当作是赤裸裸的忘恩负义。我在精神上收容了无家可归的你，等你活下来了，却着手摧毁这一切。

移民不是因为贫穷和困难遭到反感，而是他们放弃了文化融入的尝试，反要背离和抵抗本土文化。

在理解失败之后，是理性框架解释的兴起。

那些不愿皈依的人，本地人认为他们是孤立主义的孩童。他们聚居一处，不愿交新友，不愿走出自己的文化空间。

或者，他们还活在故国的阴影下，多年的思想改造后，他们已经无法接受另类的观念。忍受身体种族的区别需要教育，但忍受无法皈依的头脑，至今为止没有一种宗教信仰教过如何去做。

敌我意识占据了上风，要消灭精神上的异乡者。一是直截了当的肉体消灭，像对待不愿举降的遗老们；二是利用想象的边缘化，把他们的主体性抽走，把他们塑造成迷失在思乡之情或是陈旧恐惧中的无知之徒。

他要被消灭了。

不愿皈依故土和他乡的人，将迎来精神上的阉割。里外都不是人。在这一片慌乱之中，他抓住了那棵爱国的稻草，当作旗帜，挥挥民族国家的不容商榷的底线。

那是他延续反叛的方式。

他就此打破了两个国家的念想。那个放弃他作为一份子的母国，和那个幻想他能变成布道者的新主。他患上的文化分裂症在这里达到了峰顶。

而他比谁都明白，这看似对故土和传统的回归，这份失而复得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脆弱。在下飞机的第一口空气开始，便会变味。

这是一份在他乡才浓郁的酒菜。他把祖国作为抵御文化霸权和思想强压的背景，即便他在其中已经吸取不到振奋人心的精神养分。

此时此刻，一位真实的异见者诞生了。

他不再反对一个具象的制度或是意识形态，他抵触的是以空间和时间为基石的忠诚，抵触强人在所有人的土地上画出的疆界。

看似最讽刺的是，这样的抵触中，爱国成了唯一的反叛方式。

其实，他已经不谈反叛。他变得温和，说话不紧不慢，他不用再以愤怒和怨气打击这个世界。

他的生活成了一种强烈的声明。

声明他在寻找新的秩序。他被各种地方和各种人怀疑，而他也在其中明白，不被怀疑的当代生活，不值得一活。

“好像一切都变了，又都一点也没变。大家更忙了，相互追逐地生活。我还要调整一下。还想她吗？想什么，都在面前了，还需要想吗。想的永远是够不着的东西。我要在我还没重新熟悉之前，到处走走。我要亲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她还是那样。她一如既往在这里，在未来。”

一个归国者在北京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