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湖南农村的何江，在经历了贫困和劳作的童年后，在2016年，作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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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停钟村。我爷爷觉得龙年正月初一出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今后将像龙一样飞跃。在当时的乡村，人们普遍认为，名字将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为了让我一生都有好运，爷爷决定给他的大孙子取个大气的名字。 

在我出生年份左右，附近的村子才开始通电，所有和电相关的物件都是奢侈品。尽管家里条件艰苦，但给我做满月酒的时候，爷爷还是请了皮影戏艺人，让他们在一排白炽灯下，演了一出大戏《杨家将》。那算是我们何家做得非常热闹的一次酒席，直到现在，当年参加满月酒席的亲戚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父亲常说，小孩子只有被打了几顿后，才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打得越多，记得越牢。那一年，因为弟弟的无心之举，我们家的那口老井需要消毒清理。父亲花了好大力气，用轱辘一桶一桶把井底的脏水提上来，清空后，他再在井里撒上石灰粉，等着地下水慢慢渗透，把细菌和腐烂的味道驱除。 

我和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干农活了。父母当时并不能预见他们的儿子将来是否有出息，他们有点隐隐担心，要是将来两个儿子找不到工作，要怎么过日子。乡里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愁自己的饭碗。因为这个缘由，父母对教我们种水稻这件事，很是上心。

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农民买不起化肥农药增进产量等问题，因此水田产出的每一粒稻谷便显得尤为珍贵。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既要体谅人家的难处，更要珍惜碗里的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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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时，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成了渔民。 

每年冬天，他会跟随村里其他渔民到湖北或是江西，开始长达三个月的捕鱼生活。那是父亲少有的出省工作机会，也是他经常向人吹嘘的打工经历。打鱼生活让父亲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从停钟这个小山村走了出去，头一回领略到国家的广大。 

我六岁那年，父亲带回了一口高压锅，它在当时的村里是个稀罕物件。父亲回来的那天，好多人来我家，围看父亲组装高压锅：锅身、锅盖、密封胶圈……组装完后，乡亲们要求父亲用高压锅煮一锅水。父亲开心地应允。

父亲把水倒进高压锅，然后，把高压锅放在柴火灶上。烟火烘烤不锈钢锅底，很快就把锅底烧黑了，看得我很是心疼。水很快烧开了，排气口喷着粗气，好像快要爆炸的样子，一些邻居吓得直往后退。这口高压锅我们家用了十年，直到它的塑料手柄几乎融化了才被扔掉——这大概是我童年里头一回接触的“高科技”物件。 

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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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去世那一年，我刚好小学六年级毕业。

我四岁起，便进了村里的小学——倒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四岁那年，父亲觉得我妨碍他们做农活，便说服老师让我进了学前班。村里规定入学的年龄是六岁或七岁，我年龄太小，老师担心我跟不上班级进度，而拒绝了我的入学请求。可父亲觉得只要我能在班里坐得住就行，并不要求我在课堂上学到什么东西。

小学时，我有过好几个数学老师，但印象最深的一位，在邻村还做着屠夫。他家里经营一家杂货店，他每天早晨要早起到养猪人家杀一头猪，然后再把那些切碎的肉送回杂货店卖。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学校，自行车的后座沾满了猪油和猪血，有时候早上没来得及回家，便把杀猪的屠刀也带到学校。我们由此很怕这位数学老师，老觉得那些被他叫进办公室的学生会被屠刀千刀万剐。

进学校的头几年，我的成绩并不算太好，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跟不上进度。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因为村里没多少人念过高中，很少有人能用切身经历告诉我们，读书如何改变命运。

乡村教育资源有限，我那时能读到的课外书有限。除了学校发的课本，我几乎没有其他课外书可读。家里经济困难，父母有时都舍不得给我买文具，课外读物对我而言就更是奢望了。

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将近有四十里路，我不得不寄宿在学校。我也是第一次走出乡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乡的差距。我若是在县城看到新奇东西，都会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回家，与母亲分享。母亲在电话那头，每次都会勉励我，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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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零零五年参加高考，那一年，湖南有好几十万考生，我考到全省三百名左右，然后顺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高考前的日子，老师常会向我们说，高考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要想有个好前程，我们必须奋斗冲刺。我们也给自己定了目标，铆足了劲儿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我记得高考那两天，我睡得不是很好，迷迷糊糊地到凌晨才入睡。高考后，同学们便各奔东西，很多人至今都未再相见。我们读高中的那个年代，通信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一旦更改，便很难再找回，于是，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为前途奋斗着。

二零零五年秋天，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从江西鹰潭转车，乘坐一辆绿皮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合肥。火车经过长江的时候，我激动不已。十几年来，我只在书上见识过长江的浩荡，第一次目睹长江的时候，我真正被那股奔流不尽的气势所震撼。

我想，人或许只有走出了原有的视野空间，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广大，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我们未曾见过，未曾听过。我十分庆幸，我走出了我的小世界。

在大学里，我读的是生物。生物专业在当时非常热门，每个学校都宣传生物相关的行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非常值得攻读。学生物还有个好处，要是我父母在乡下病了，我的一些生物医学知识没准可以帮助他们。

我也是进了大学后，才逐渐地了解很多西方医学知识。我有机会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个细胞怎么分裂，也学习了生物分子在细胞、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原体入侵，不同的疾病如何在人体内发生发展……

我一直觉得，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我需要学习一门C++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而在那时，我对电脑不了解，连“电脑界面”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明白，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从补习使用键盘开始攻克。

大学四年里，我有了蜕变式的成长，变得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对未来也有了更多憧憬。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我对城市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进城”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泛的梦想。这个梦想猛然实现了，我却显得那样的彷徨。也恰好是这份彷徨，在大学里给了我机会探索，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庆幸自己曾在成长阶段满怀好奇地学我想学的东西，为自己的兴趣播下了种子。

二零零九年，我大学毕业，并拿到了学校本科生最高的荣誉——郭沫若奖学金。同时，我也收到了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不出意外，我成了村里知识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小孩。乡下人对国外的印象并不明晰，哈佛是个什么学校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不过，大家听到何家有小孩要出国留学后，都感到特别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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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短短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哈佛园内，哈佛经典文学系的Richard Tarrant教授领着我、Joshuah Campbell和Anne Power来到哈佛Memorial Church旁的演讲台。Joshuah和Anne是哈佛二零一六届的大四学生，我是当届毕业的博士生。我们三人将要在第二天的哈佛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另外一位特邀演讲嘉宾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大导演。

演讲台下，我拿着写好的演讲稿，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心想，要是明天忘词了，在三万多听众面前，该有多么尴尬。Tarrant教授笑着说，他已经指导了十多届毕业生做演讲致辞，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忘词的人。我笑了笑，跟他说：“我要是忘词了，是否创造了哈佛的一个新纪录?”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Memorial Church的演讲台上，进行毕业典礼演讲的排练了，在四月底得知消息后，我几乎每周都接受一两次演讲培训。临近毕业典礼，学校安排的培训更多，让我也倍感压力。

将近四百年的校史，使得哈佛对学校的传统有着近乎痴迷的坚持。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坐的凳子会被摆到典礼现场的最高处，凳子是十七世纪的老古董，只有三条腿。校长席位以下是学校各学院的院长，以及杰出校友代表、荣誉学位代表的席位，再往外，入座的是毕业典礼演讲的学生代表，然后再是博士生群体、本科生群体、硕士生群体等等。

毕业典礼开始时，哈佛所属郡的治安官用权杖敲击地面，缓缓入场，宣告仪式开始。学校的乐队会奏乐，然后会有牧师祷告，美国国歌演奏，接下来便是拉丁语、本科生代表、硕士和博士生代表的三场演讲。

毕业典礼上演讲代表的筛选也是颇为严格的。三月份提交演讲初稿后，学校的十多名评委，会在上百份申请文书里面筛选出他们认为当届最好的演讲稿，进行初赛。初赛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在评委老师面前宣读，让评委听评文稿转化为声音的效果。只有三至四个学生能最终入选复赛，然后是终极演讲比拼，直到评委老师选出心目中最合适的演讲者。

整个流程的时间跨度超过一个月，学校希望能够在这些有意竞选的学生里，挑选出能够代表学校文化理念的演讲人选，作为当届的代表致辞。成功选上后，学校会安排专门的演讲培训老师进行训练，文学系的老师也会为演讲稿把关，好让每一处词句的运用恰到好处。

四月二十六日，我知道自己被选上，作为硕士和博士生群体的发言代表。在往年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并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面孔，因此我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既兴奋也惊讶。

很快，我被选上的消息在校友圈里传开，中国科大的新闻部联系了我，发布了新闻。很快，《中国教育报》刊登了我将要演讲的消息，新闻里提及我农村成长的经历。“农村学子”和“哈佛毕业演讲”这两个名词碰撞在一起，点燃了读者的热情，于是，各种角度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到五月二十六日演讲当日，我刚从毕业演讲台上下来，演讲的照片和视频便已在各平台传播。

我是带着惶恐的心，接受媒体采访的。在毕业典礼之前，我想到了自己的演讲可能会被国内的媒体报道，可我从未想过报道的面会如此之广。我也未曾料到，对于农村学子读哈佛这样一件事情，在国内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在报道完我的演讲消息后，媒体开始挖掘我的成长背景，然后是学习经历，再后来，我的家人、亲友和老师一一被采访。好像所有人都希望，从我的成长背景里面找出一些不平常的东西，好来解释“农村娃”和“哈佛”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联。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有时会感到疑惑，因为我并未觉得自己与常人比有任何独特之处，硬是要搜寻出一点可说的，我想或许是曾经那些苦难的经历，让我很早便明白了，要把握自己命运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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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做科研报告的机会很多，但很少会在公共场合演讲。这样偶然的一次机会，倒也让我真真正正开始思考，这些年在哈佛学到的东西、曾经的经历。

这些思考里关于乡村生活的经历尤其偏多，因为那段看似平凡的经历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但是，要厘清这段经历却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多是处在一个半懵懂的状态，对于身边发生了什么，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动，我都难以用只言片语勾勒出来。

不过，正像鼓励我将这些经历写出来的哈佛历史系尼尔弗格森教授所提到的，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短短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二十几载，其实也可以说是恍如隔世。

在外生活久了，童年少年的经历反而愈加清晰。在野地里放牛，在稻田里捕鱼，在夏天的夜晚捉萤火虫……我现在想来显得格外珍贵。

社会在飞速发展，现代化的变革，已经让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铺开了，摩托车、小汽车进村了，家家户户装电视、冰箱了，村里的老人也开始学用手机了。这些事情，在我小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一一都变成了现实。

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乡村是件好事，可我回过头来想想，总觉得生活好像丢掉了一些什么。我的父亲常会叹着气告诉我说，我和弟弟这一辈，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代经历过传统农业生活的人了，现在村里的小孩连秧苗是怎么插的都已经忘了。我笑着反问父亲：“您难道还希望我们的后代继续过那种穷苦生活吗？”

在这传统的乡村生活即将消失的时代，我常会不知所措，心里想把它留住，可一细想，又会告诉自己它是该消逝的。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文字把曾经的那些记忆记录下来。